你怎么让我对铁路产生消极看法呢？撞个车（温州），不行：当初，温州事件发生初期，我还是在微博上公开表示，我会继续支持中国高铁的。只不过，当时有个叫王勇平的，实在是对“人民群众”这四个字弄的有些不明白。你做个解释罢了，你说两岁小孩儿幸存是“奇迹”也罢了。但是你这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心了”给社会大众一个什么感觉？就好比你亲生儿子被外国人踹了一脚，外国人还跟你强词夺理似的，骂你不懂孩子，不懂“人权”，不是一个称职的家长一样。

这一种和社会大众对着干的言论直接是我当时对铁路实行最严格的限行措施的导火索。在温州事故发生后的 2011 年 9 月，我一次和谐号电力动车组列车都没有坐，唯一的一次是不足 4 公里的市郊车，整个一个月就是这一次，与事故之前有时候一个月达到十几次甚至于几十次有天壤之别。所谓的限行，就是除了因工作原因必须乘坐列车外，禁止乘坐由中国铁路经营的各次铁路列车（北京市政府购买服务的 S2 线，以及香港的 Ktt（港铁跨境列车）不受限制）。

不过，关注铁路太久时，即使你自己都不想关注的话，也会有朋友“替”你关注的。我得知今后中国高铁得到进一步挑战后（如潜在的“双降”即降速降标运动），马上开始进一步关注中国高铁。随着我重新把实现投入到铁路，取而代之的不是进一步的管制和限制，而是对情况的进一步理解和分析，直到今天为止。

想想看，铁路目前已经走出最危险的时候。如果当初王勇平没说不该说的话，也许是另外一个结果。回顾过去，我认为，当初对铁路搞限行是正确的（当时是和大众站在一起的，当然这是被逼出来的），但是限行不是长远之举。什么是长远之举？提高整个铁路系统的效率。我们不应该只支持修建高速铁路（高速客运铁路），我们更应该支持修建高效铁路。当铁路解决了“大堵车”问题时，铁路才真的立功了。